追溯至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就真要下岗了。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所以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1915年元旦的日记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在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喊“春节快乐”会被当成反动派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抵牾国体”，“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们写的小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耍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学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