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已经动摇，崩溃逼近眼前。虽然，明朝统治者一直试图避免前代覆亡的命运，可船到江心补漏迟，悲剧已经像个不断重复的怪圈，不论怎样努力，不论如何规避，最终也只得以失败而告终。 唐山
《晚明民变》 李文治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年1月
翻开中国历史，明代是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它兴于农民起义，又亡于农民起义；从游牧民族手中夺了江山，又被游牧民族夺走江山。
其实，一开始明代统治者没有忘记自己是如何得到江山的，所以它热衷渲染民族情绪，以彰显自己解救者的身份，同时高度重视农村稳定，明政府的正税只相当于农民产出的5-10%。可以说，民族主义与重视基层堪称明朝立国之本。
然而，这个本是怎么动摇的呢？李文治在《晚明民变》中做出了精辟的解读。
明朝开国君主，要么有基层生活的经验，要么民族情怀极强，所以他们在具体工作中亲力亲为，不易被蒙蔽，他们对社会中间层的儒生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然而，随着政权稳定，明代统治者逐渐放弃了立国精神，特别是燕王之后，太监系统膨胀成为新的中间层，他们以为这样可以约束儒生与军人，却忘掉越复杂的中间层，腐败机会越多，越容易造成信息失灵。
明代中后期君主多位居深宫，不了解一线情况，靠遥控来指挥，结果是中层越来越庞大，不仅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而且进一步割裂了君民联系，到明时，局面已糜烂到极点，崇祯虽有过人之智，却只依据朝堂上的信息来做判断，其刚猛而盲目的作风，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特权化的中层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燕行录》所载，皇帝赐群臣朝食，结果官员们为了抢吃的，竟打成一团，如此不堪，崇祯只能装没看见。明朝对外屡屡败北，对内负担加重，普通佃农实际承担的租税甚至高达80%，两条立国之本均被动摇。如此，不亡何待？
《晚明民变》虽然讲的是“晚明民变”这一小段历史，却可从这颗露珠中，却反射出整个历史的风云变迁与兴衰沉浮。
能成功，固然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基层社会已完全失控，如果不是中层为了逃避自身责任，故意隐瞒信息和耍小聪明，如果不是高层决策一再失误，结果很可能大大不同。明朝的江山是亲手送出去的，不是李自成，也会有其他人站起来。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早已注定，从平定天下那一天起，祸根便已埋下。
为了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外，明朝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重大修改，然而，只要不改变帝制，皇权无约束，再怎么改，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亿万人奉一人而想长治久安，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明代也出现过改变命运的契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刺激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欧洲贸易空前繁荣，与之而来的，是大量欧洲知识输入中国。明代许多读书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比清末还要强。在葡萄牙商人的笔下，明朝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非常有礼貌，明知西洋人产品质量不好，却不失风度地予以称赞，他们遵守合同的精神也令人尊重。所谓“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倥子，即帮会成员）”，可见明代文教基础雄厚。
明代中期世风丕变，与欧洲文艺复兴颇可类比：西方有《十日谈》，中国也有了《三言》等；西方作家开始挖苦教士，中国作家也开始批判假道学；西方开始推崇工匠精神，中国也出现了《天工开物》……可遗憾的是，明代繁盛的江南模式最终未能内生出现代性，反而走向了令人震惊的奢靡。因为，明代有一个太过强大的大一统的政府，它手中垄断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人为地加大了社会转型的困难与风险。一旦皇帝犯错，政府犯错，小民无法躲避，这就压抑了一个社会的创造精神，富裕了，人们宁可吃光用尽，也不愿扩充企业规模。
根基已经动摇，崩溃逼近眼前。虽然，明朝统治者一直试图避免前代覆亡的命运，可船到江心补漏迟，悲剧已经像个不断重复的怪圈，不论怎样努力，不论如何规避，最终也只得以失败而告终。 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