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延安举办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年会，陕西有两位与会代表问我：毛泽东在延安时有没有编印《风沙集》？因我尚未认真探讨过这件事，不能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只是说我在毛泽东文稿档案中没有发现《风沙集》的任何线索，希望他们从西安、延安保存的中共文献资料中作些探索。从此，我开始关注这件事。我认为，经过战争岁月，又相隔漫长的数十年，要找到《风沙集》原件真如大海捞针。于是，我就从与毛泽东有交往的我党我军著名诗人的诗集、文集、书信、传记等方面去找寻有关线索。我翻阅了几部传记、几本诗集后，蓦地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了《读〈风尘集〉有赠》诗二首，经过研读与分析，认为诗中所说《风尘集》就是毛泽东编印的诗词集，并推断出就是佩恩所说的《风沙集》。现将林伯渠的这两首诗，就与《风尘集》作者有关的内容作一简要的解读。
一九三六年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
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犹能百忙争片晷，望瑶堡里慰娇婴。
犹堪双鬓耐冬寒，回首前程非偶然。小艇珠江劳絮语，危楼歇浦驻红颜。纷纷倒屣旧朋少，落落间关去路宽。尽有丰收待获取，相看镰斧满人寰。
从林老的这两首七律诗的标题上可以看出，是他读了《风尘集》后赋诗赠予《风尘集》作者的。《风尘集》的作者是谁？《林伯渠同志诗选》一书上作注说：“《风尘集》：作者未详。”可能在1980年编辑出版这本诗选时，由于受研究资料等局限，未能判明《风尘集》的作者是谁。我得益于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生平、思想以及诗词，对林老这两首诗中的本事，略知一二，认为《风尘集》的作者非毛泽东莫属。林老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标明为1936年“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6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阐明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同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2月20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统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10—512页。）从毛泽东组织并统率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这段史实，可以判明林老作这两首诗的准确时间为1936年2月，并有助于理解诗中有关的本事。
林老的第一首七律，通篇都是歌颂《风尘集》作者的，即歌颂我党我军领袖与统帅毛泽东的。首联写《风尘集》作者毛泽东既是诗人又是统帅，指挥红军东征，突破阵势如云的阎锡山部队的拦阻，要开赴抗日前线，消灭日寇，以求持久和平。颔联出句赞美毛泽东诗词清新隽永，富有画意，令人惊叹；对句称颂毛泽东运筹帷幄，制定了东征山西的宏伟计划。颈联写毛泽东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正确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军“围剿”与孤立红军的反动策略，立下的丰功伟绩震惊世界，被我党我军看作如指引方向的北极星一般受到景仰。尾联笔锋陡转，写毛泽东于1935年12月转移到瓦窑堡后，在百忙中利用片刻时间到刚建立的托儿所慰问，表达对革命后代的深情关爱。
林老在第二首七律里，回忆了自己的艰辛人生、奋斗历程和革命操守，抒发了与战友交往的真挚情谊，表露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期盼与展望。据考，诗篇的颔联是写林伯渠与《风尘集》作者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的交往。“小艇珠江劳絮语”，意谓同毛泽东在广州珠江的小船里，不辞劳倦、絮絮不休地倾心交谈。经查，1924年1月，林伯渠与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期间他们可能有机会交往；1925年9月中旬至1926年7月中旬，林、毛二人都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工作，他们参加筹备并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林伯渠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长，毛泽东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和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在这段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亲密战友因工作接触或私事过从，一定会有交往。颔联对句“危楼歇浦驻红颜”，意谓在上海（歇浦，即黄浦江，代指上海）的高楼上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非常年轻。经查，林伯渠于1923年3月初到上海就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直到年底才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于1923年4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被选为中央局秘书，7月下旬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时他住中央局机关，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由此可见，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有两段较短时间，可同长住上海的林伯渠交往，这可能也是他们相识相知成为亲密战友的开端。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红一方面军东征时，该部会不会另有擅长赋诗的将领是《风尘集》作者？据查考，红一方面军东征时确实还有后来颇具诗人名声的将领，他就是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但是，他的经历、业绩、身份都与林伯渠两首七律诗中的本事，完全不相符合；更重要的是，他早年出版过《剑余诗集》（云南官印局1921年版），收入诗篇15首，自1922年至1937年只留下一首《满江红?香洲烈士》（1925年10月），足见他在红一方面军东征前不可能编印《风尘集》。
2012年，山东诗词学会毛泽东诗词专业委员会给我寄来了他们主编的《东方诗讯》总第4期，上面刊载了毛泽东诗词版本专家宋苍松的《〈风沙诗词〉考》一文，他在文尾作结论说：“通过以上追根溯源，可以厘清罗伯特?佩恩著作中所提及的《风沙诗词》并非是一本已出版或印刷的毛泽东诗词集，《风沙诗词》是毛泽东最早的诗词集一说只是一个误传而已。”宋苍松的考证文章虽然否定了《风沙诗词》的存在，但是却为我考证《风尘集》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有力的印证。他在文章中引述了佩恩的英文原著有关《风沙诗词》的三段文字，其中一处提到“Wind Sand Poems(Feng Chien Tze)”（宋苍松译为：《风沙诗词》〔风尘词〕）；另一处提到“Feng Chien Tze means‘Wind Sand Poems’”（宋苍松译为：《风尘词》的意思是“风沙诗词”）。这两处提到的“Feng Chien Tze”，据我分析，佩恩当年在延安采访时确实获悉了毛泽东诗词集的名称——《风尘集》，这三个英文拼音是音译，“风沙诗词”是意译。“Tze”，宋苍松译为“词”，日本译者译为“集”，我认为日译是可信的，只是将《风尘集》译为《风沙集》误导了读者。
下面我对毛泽东最早的诗词集《风尘集》作几点分析，并纠正佩恩所传播的一些讹误。
第一，关于《风尘集》的名称。风尘，引申义可比喻行旅、战乱。毛泽东将自己的诗词集命名为《风尘集》，可能所收诗词都是写行军打仗、万里长征的。佩恩将“风尘”一词作了字面解释，意译为“风沙”，并将诗词集意译为《风沙诗词》，这是他的失误之处。可幸的是，他将《风尘集》音译为“Feng Chien Tze”，这为考证林伯渠《读〈风尘集〉有赠》诗题中涉及的《风尘集》作者是谁，提供了佐证。
第二，关于《风尘集》编印的时间和地点。鉴于林伯渠两首七律诗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36年2月，毛泽东编印《风尘集》的时间，可以推断为在这一时间之前不久。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取得胜利使他诗兴大发，接连创作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三首诗词。由于他对这三首诗词很满意，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萌生了把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编印成集的念头。但是当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共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因此他一直在前方忙于指挥红军作战。1935年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终于打破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毛泽东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编印《风尘集》。同年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方抵达后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从17日至27日，先后出席在此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参加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又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于会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1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或忙于开会，或忙于作报告，应无暇编印《风尘集》。从1935年12月底到1936年1月，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发动红军准备东征外，没有过于繁重的工作，可以推测是他编印《风尘集》最有可能的时间。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赴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准备指挥部队渡河东征。他将《风尘集》赠予林伯渠，一定是在他离开瓦窑堡前。林伯渠当时在瓦窑堡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他收到《风尘集》
不久就赋诗回赠。综上所述，《风尘集》是1936年1月在瓦窑堡编印成集的。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把编印《风尘集》说成是“在延安时”，这就把时间和地点都搞错了，因为毛泽东在1937年1月13日才移居延安。
第三，关于《风尘集》收入诗词的篇数。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收入在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7首；其二，收入秋收起义以后在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17首。为什么有如此估计？据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披露，他当年在延安采访，并未看到《风尘集》原件，也未从毛泽东那里听到对它的具体介绍，因此我有一个猜想，就是他仅仅根据传闻，并把他人所说的《风尘集》收录诗词7首或17首误听成70首，以致产生讹误。依据何在？首先，据现有资料，毛泽东在1936年1月以前尚未创作那么多诗词，特别是以“风尘”命名诗词集，应排除早年创作的诗词，估计可收录的诗词不会超过20首。其次，在战争年代、在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毛泽东无时间、无精力在一两个月里，回忆旧作并修改定稿多达70首诗词。再次，当年在陕北瓦窑堡的印刷设备很差，没有铅印机，只有油印机，没有条件印刷篇幅较大的书籍。据查考，中国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因中央红军长征而暂时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后就是油印的；当时发行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也是油印的；在毛泽东文稿档案中保存下来当年的重要文稿，例如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报告《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都是油印件。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编印的诗词集《风尘集》也是油印本，是非正式出版物，由于受印刷条件限制，收录的诗词只能是少量的，不能是大量的。宋苍松的考证文章引述佩恩的英文原著，披露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他说在《风尘集》中收录了“一首题为《草》，写过草地的追忆的诗”（宋苍松译）。《草》的英文原文为“Grass”，我认为这里应译为《草地》更加恰当。这表明毛泽东过草地时可能写过诗词。
第四，关于《风尘集》的印数。佩恩在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说，这本诗词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此说是可信的。鉴于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不愿公开发表诗词作品的心态，《风尘集》的印数一定是极少的，只赠予当时在瓦窑堡酬和诗词的诗友和同生共死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