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京津冀三地已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首选地”的新闻，将这个河北省中部的军事重镇推至舆论焦点，尽管这一消息未得到证实。历史上，保定从宋辽对峙的时代开始成为军事重镇，直到清末在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时，政治地位又达到高峰，后来政治经济地位虽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工商业大环境的发展，才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
今日保定，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就是直隶总督府。作为清代直隶省的首府、直隶总督及后来北洋大臣的驻地，保定曾有过光鲜的历史的地位。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因为非沿海的地理劣势，保定注定了告别风光地位的命运。但是几任直隶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也依然在这里留下了现代化的足迹。
保定之兴，缘于其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上说，保定位于河北平原的中部，“临城四野，地势坦平”，恰好处于太行山与华北东部淀泊之间的束腰地带，从而造成其“北控三关，南通九省，重山西峙，群川东汇”的险要形势。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燕山、长城，攻取北京一带后，继续向南进入中原，首先就要面对保定。反过来说，南方的军队要进攻北京这样的要地，那么也首先要攻占保定。于是，保定成为拱卫中原的重要前线要塞。
鸦片战争前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保定第一次作为军事重镇，是在宋辽对峙时代。宋朝失去了幽云十六州，以河北作为防御辽国的第一道军事前线。将清苑县改为保塞军，后又升为保州，与雄州、霸州等地，形成一道由西南到东北的边防联线。淳化三年(992)，派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壕，萁营舍千五百区”，造船 200 艘，入鸡距泉以运粮，可见保州当时驻军数量十分可观。
对于定都北京的政权来说，保定更加重要，相当于南面门户。自蒙元以降，因为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所以过去作为军事要塞的保定，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元朝时首次出现“保定”这个地名，取“保卫大都(即元朝首都北京)，安定天下”之意。保定路直辖八县七州，发展为冀中地区的政治中心。
而进入清代，由于成为直隶行省的首府，保定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清朝行省，以直隶最为重要，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曾如是说过：“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式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崇。”(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顺治初年，直隶巡抚设在保定，后又一度迁至正定。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又从正定移回保定，雍正二年(1724)，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以保定为省会的直隶治域虽然调整，大体上下辖十一府、三厅、六州：顺天府、永平府、正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承德府、宣化府、天津府和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及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
在鸦片战争之前，保定的政治地位由于这里是直隶总督的驻地而不断提升，雍正七年(1729)，保定建立直隶总督衙署。在乾隆十四年，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事，咸丰十年(1860)清廷又赋予直隶总督兼管长芦盐政的权力，长芦盐区范围包括北至山海关，南至黄骅盐场的直隶沿海地区，可谓重要的财权。保定还有专门办理某一事务的官署，如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和管理清河道的河务衙门也驻于此。乾隆十二年(1747)还开设保直局，成为直隶唯一的铸币机构，82年间铸造制钱442万余串。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定府在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北京所在的顺天府。
华北大镇的地位也体现在清代保定的城市布局上，全城以钟楼、大慈阁、奎应楼、鼓楼等高大建筑为中心，古城中部多为署衙，如总督府、道衙、州署、府衙、县署、大宁都司署、参将署、监军署、总管府等。由于作为直隶省首府，保定官署众多，号称七十二署衙，另外，保定既然是政治中心，也少不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机构。明清两代，保定的儒学教育一直比较发达，3 所官学(府学、卫学、县学)同时并立保定城内，达几百年之久。另有社学 26 所，义学 30 所。此外，明嘉靖十年(1531)，保定建二程书院，(后改为金台书院)。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万卷楼的基础上，兴建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在北方有重要的地位，向称“北方之冠”，保定发展成为首都北京的首位文化辅助城市。另外保定还有寺庙 80 余处，当时的保定城有“三步一桥，五步一庙”之说。
洋务派的现代化冲动
鸦片战争后，由于沿海地区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天津的崛起，保定在华北、在直隶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但三位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也给这里带来了现代化的新风。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近现代赫赫有名的北洋集团从此发源。山东、直隶是北洋集团的大本营，北洋集团也首先在这两个地区推行早期现代化。尤其是直隶的早期现代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直隶的现代化自然少不了首府保定，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募资筹款购置西方机器，在保定东门外设军械所并建有八腊庙子弹制造厂，是为保定兴办近代工厂的发端。同时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法兴办民用工业。同治九年(1870)，为刻印《箭辅通志》，在保定建官刻印书局，有二百余名工人，为直隶省较大的印书局。光绪十五年(1885)，保定至天津的有线电报线路竣工通报，此后北洋电报官局在保定设分局，局址在北大街城门内路西，还架设了由保定至西安的线路。光绪二十年(1894)，李鸿章奏请推广机器织布，建华盛机器织布总厂，另设十个分厂。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开始筹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通车，同年修建保定车站，保定城一向西扩展突破旧城关。
袁世凯取代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后，将直隶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直隶新政已经成为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甘厚慈:《北洋公犊类纂续编·序》)，“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北洋新政指导、推动、影响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
由于保定地处内陆，不通洋务，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有一些先天的不足。然而作为直隶首府，保定还是在农业、警政和军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02年，袁世凯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力排众议，于保定设立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农业行政机关农务总局，派黄憬管理局务，聘请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隶考求种植之法”。 光绪三十二年，在保定西关农事试验场，还举行了首届农产品评会，展品为省垣附近各县绅民所有各项农产品及各项农产制造类如线布、草帽辫、烟、油、糖、酒、纸、筐、篮等，还有药材、树木及各种新式农具，根据品评优劣，评选出最优奖1人，一等奖7人，二等奖4人，三等奖70人，并分别给予奖励。此次农产品评会，除官绅外，农民赴会者200余人，参展的许多新式农具引起了农民的极大兴趣，“农民闻所未闻，欢欣鼓舞，莫可明言”。农务局还附设农务学堂一所，以培养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所学堂沿袭至今，即今天的河北农业大学。
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起源地
相比于农业，更加重要的则是警政。保定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摇篮。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设立都统衙门进行通知。《辛丑条约》中有两条规定：一、为避免驻津各国军队与中国士兵相撞滋事，“故拟由中国国家禁止华兵距驻扎天津之军队二十华里内前进或屯扎”;二、允许“直督设立警察勇一队”。也就是说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在天津驻军的权力，另一方面，允许中国在天津部署警察。
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欲收回天津主权，但在最重要的驻军权上受到条约的钳制。他却利用第二条规定，争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建立警察，然后由中国警察进驻天津。
尽管这是一个暗度陈仓式的计策，但中国现代化警察制度的建立，却是一项严肃的工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凯委派候补道员赵秉钧，在警务顾问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的帮助下，拟定警务章程。同月就在直隶省会保定设立巡警，并建立警务总局，以赵秉钧为总办。总局下设五个分局，即在东、西、南、北四街冲要地方各设一局。因事属草创，保定警务局内部组织比较简单。总局内设有总办、提调兼发审、正副文案、收支、考功、卫生、除秽、书办等职。五分局设巡官各一员，巡井、巡记各一员，巡长各四名，正副巡目各八名，巡兵各六十四名。巡兵统于巡长，巡长统于巡弃，巡弃统于巡官，巡官则归总局管辖，总办统辖全局。
创办巡警的同时还建立了保定警务学堂。该学堂主要以培训在职警员为主，按照军人标准招募。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生，规定“不论文武，不论班次，凡有年力富强，文理通顺之员，愿入学者到局名，查看合格后，准试行七日，再行登册。”官学生额设三十员，以三个月毕业，毕业后即可派委巡警官长。另一种是兵学生，即前所创办的保定警务局巡兵，分五班培训。兵学生学级分为三等，即初等、中等、高等。初等课程三个月毕业，中等课程和高等课程均两个月毕业。学堂诸务均由保定警务局总办兼理，设提调一员以资佐理。学堂所募教习比较少，只有警务总教习、帮教习、口授警法教习、操法教习等几名教习。另外还设有洋文翻译一员。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政府从“都统衙门”手中收回了天津，暂驻保定的3000名巡警也随同到达天津。袁世凯以其中的1500名巡警留津驻扎，在天津金汤桥西设立总局，是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以曹嘉祥为首任总办。其余的1500名巡警则分设于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由大沽、山永两协副将及北塘游击就近统辖，是为天津北段巡警总局。总局设在天津县城河北贾家口，以段芝贵为总办。
除巡警外，中国最早的骑警(马巡)、水警(水巡)等都起源于保定。消防警察保定也是随天津之后即有。更重要的是，保定巡警局设立后，袁世凯决定让巡警“兼理民间词讼”。后又将巡警局审理案件这一措施逐步制度化，在巡警局内设立民事裁判所，专理民事纠纷，由总、副监在局审判。审判时，“局员旁坐观审，不跪厅，不施刑，传唤带审均用巡兵，不设书吏、差役”。审判方式已与西方接近，这是袁世凯在直隶实行司法改革的最早尝试，也是我国司法程序向近代转变的最早记载。
在军事上，袁世凯在直隶练新军，这支以北洋六镇为核心的新式军队后来演化为北洋军阀。尽管练兵之处是在天津小站。但是北洋六镇中，第一镇和第二镇都长期以保定为训练基地和驻地。在武昌起义爆发时，驻扎保定是北洋军的第六镇。另外，保定还拥有一系列军事院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定创办的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宪兵学堂，其课程中还附有侦探一门。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扩建为后来赫赫有名保定军官学堂。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1600人获得将军的衔头。另外，保定按照日本体制，还有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兽医的军医学堂，辛亥革命后被改组定名为陆军兽医学校。
尽管后来保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其军队在第三镇的基础上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保定成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曹锟在此发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控制了北京政府。1924年北京政变后，吴佩孚、张学良又先后设总部于保定，保定继续驻有重兵。
附：变局中的城市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京畿重地的保定也脱离不了被裹挟其中的命运。最终，“洋务”压倒了一切，由于近代天津占据着沿海等优势地位，迅速崛起，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相反保定则衰落了。可以说，保定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而兴盛，也因为近代国家的力量体现从战马转移到了战舰、工商业等而衰落。
保定衰落，要从直隶总督的“兼职”谈起，从李鸿章开始，直隶总督兼任三口(营口、牛庄和天津)通商大臣成为定制。所谓三口通商大臣，类似于南方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相当于早期北部中国外事的主管大臣。此体制最终发展到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南北分治惯例。
直隶总督要管洋务，整天呆在内陆的保定很不方便，而既临海又近北京的天津则成为一个绝佳的驻地。天津拥有极为适合发展工商业和港口的地理优势。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海河水系，海河水系流域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上游较大的河流有 300 多条，整个海河水系的分布像一把蒲扇，天津位于蒲扇的把端，所以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众多河流汇集于此，使天津得天独厚地成为华北平原河、海交通的枢纽，北京的水上门户。天津从金代的军事堡垒，经数百年的发展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即源于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1870年，清廷发布上谕对直隶总督做出指示：“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就确定了直隶总督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的双省会制。而“长驻津郡”，“如遇天津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等则明确指出直隶总督“驻津优先于驻保”，“驻津优先制”高于“两地轮驻制”。
实际上，直隶总督往往因洋务日繁，海防事重，“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这样，直隶总督参与外交局面的形成使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庚子事变中，天津、保定两地均被八国联军攻占，其中保定被占领时间较短，天津则被统治近两年。袁世凯任直督之初，只能在保定办公，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才正式收回管辖，袁世凯遂移督于此。省会作为一省首善之区，各省发展经济都是以省会为中心，像直隶这种“双省会制”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未有出现，于是直隶经济建设就有“双中心”的特点。
袁世凯在天津管理外交、练兵，委派周学熙兴办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让天津的地位不断加强。天津，“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相反保定则不断衰落，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很多官僚眷属迁居北京和天津，保定人口也开始减少，到 1900 年只有 10 万人。到 1913 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而保定则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先是裁撤县治，保留府衙，不久又废掉府治，仅留县制，“昔日大都会遂为寻常县治矣”。
不但政治地位下降，在代表现代化指标最重要的工商业上，保定也严重落后于天津。1901年到1907年，直隶创办了新式工商业企业30家，其中天津最多，有16家，过半，北京也有7家，滦州、唐山、张北等地也有。唯独作为省会的保定，一家都没有。可以说，既没有矿产，也没有港口，是保定发展现代经济的天然弱势。
保定的衰落无法遏止，人口从20世纪初的 10 万人减少到1928年的 7.8 万人。废保定府的同年，置范阳道(1914 年又改保定道)，治保定，辖原保定府、正定府、和定、易、深三州，辖区 40 县。这样一来，保定由省会下降为地方政治中心，而天津则上升为直隶省省会，成为直隶的政治中心。虽然后来河北建省，省会几度变迁，但天津具有强大的近代工商业支撑，成为连接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蒙古与世界的纽带，虽然河北省会一度迁回保定，也没能改变保定政治地位的颓势。
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给保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地位的持续低迷、文化地位的降低、人口的减少、吸收投资的困难等，使保定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了。因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会贯通，让一个新的地方——石家庄迅速崛起，这更加剧了保定的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