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位于粮食店街14号的六必居支店六珍号在1953年7月份合并于总店。原六珍号的经理贺永昌成为六必居的经理，所经营的油、醋、酱，兼粮食加工产量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本行业中的首户。
公私合营扩大生产
到了1954年4月，六必居的股东有34人，在职的股东为13人，股东代表是赵煜，经理是刘春魁，副经理翟广鸿和王五杰。企业实有人数为66人，全月最高工资为600元，最低工资为384元，是全市职工收入的较高水平。
1955年初，六必居实行公私合营时，所核定的占地面积是三亩二分九厘九毫，有大小瓷缸500余口，分为两个车间进行生产，共生产54个品种，当时年产黄酱12万斤，甜面酱2万斤，酱菜20万斤，腌菜20万斤，所生产的产品完全靠门市销售，不作批发。为了满足市场的销售需要，曾于1956年和1958年在前门区进行过二次并厂改组，同时将工厂和门市部分开，由于人员设备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年产黄酱近29万斤，甜面酱18万斤，年产酱腌菜90万斤。
1958年7月，前门区和宣武区合并，为了集中生产便于统一管理，又将桂馨斋、瑞馨斋等厂合并给六必居，直至发展到生产工人147名，大小瓷缸1万多口，为了基本上保持住六必居的原有风味，特指定两个车间专为门市部生产高级酱菜。在当时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酱菜供求的紧张关系，六必居的干部职工，鼓足干劲，企业似乎又焕发出了新活力。
蔬菜规格不符 影响质量
到了1960年12月，由于市场咸菜供应紧张，群众排队抢购酱菜，六必居不堪重负因而停业，1962年4月30日六必居恢复开业。在恢复经营酱菜的同时，经营黄酱、甜面酱、酱油、醋等业务。五角钱以上的酱菜，每人每次限购2斤。五角钱以下的酱咸菜，凭菜票或菜证供应。
而此时六必居由于原料问题和追求产量，原有的特味已丧失殆尽。市、区商业局紧急分析造成原有特味丧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料品种供应不全。如八宝菜的制作，因为没有酱杏仁、酱桃仁、酱花生仁等果料和龙须菜、银条、甘露等原料，只能使菜代替。八宝瓜的制作，因为没有花生仁、杏仁、桃仁、瓜仁、青梅、栗子、青红丝等原料而无法生产。最主要的是蔬菜规格不适合酱菜的要求，影响质量较为严重。过去六必居蔬菜的原料都是从固定的三世五代农民种户中采购，农户以特殊的种子选择适当的土壤，所产出的产品完全包销给六必居。如：永外牌坊村种的香瓜“八道黑”、安定门外黄寺的黄瓜“每斤6条”、朝阳门外王子坟、永定门外石村的萝卜“二英子”等，这些菜蔬所制成的成品确实色味俱佳。而公私合营后，六必居的原料由公家统一采购，切断了六必居与这些农户长期保留的约定俗成的采购联系。
还有生产酱的原料，过去使用的是河北丰润县马驹桥的一号黄豆和好面粉，而当时给的却是二号黄豆和标准粉，有时还给三号粉和黑豆，严重影响了成品酱的质量。
针对上述情况，1962年宣武区商业局为恢复六必居特味，曾向上级写过报告请示解决粮食、果料、蔬菜等原料问题，但已积重难返。许多老字号在公私合营后，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已经无奈地成为了一个不争的现实。
六必居酱菜出口日本
“文革”期间，六必居酱园成为了扫“四旧”的目标之一，六必居牌匾被砍了几斧头，随后送进了北京展览馆，店名先后被改为宣武区酱菜厂门市部、红旗酱菜厂门市部。
1972年，中国计划向日本出口一批六必居酱菜，原定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商标，但在日方的坚持下，中方同意换成六必居的商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六必居”的名义进行贸易活动。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随同访华的日商提出参观六必居酱园。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六必居”大匾从展览馆取回，经过修整，重新悬挂于店堂之中。
1986年，六必居在丰台区开发了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和附属建筑，并从国外引进了成套自动化生产线，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食品企业。门市销售的酱菜已有60个品种。六必居酱菜还制成了罐头和软包装，销往国内外。而当我们今天正在品味六必居产品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历史发现，例如：“平阳六必居”的拓印模板和带有“京师六必居”字样的红钱盒，是否说明六必居曾有“平阳”说和“京师”说吗？再有，六必居在嘉靖三十三年的钱置子、六必居明朝的老酒壶又说明了什么呢？……围绕六必居也许有说不完的故事。王兰顺（北京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