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