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作者：罗平汉 原题为：《1930：“富田事变”的前前后后》。
江西吉安市青原区的东固乡和富田镇，如今在江西是两个极普通的乡镇，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对这两个地名一定不会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创建的较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红色割据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创建的东固根据地；后者则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这里发生了由肃反所谓“AB团”而诱发的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又引发了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
逼供之下，“肃”出大批AB团分子
富田事变发生已80多年了。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可知，事变是由苏区肃AB团乱捕乱杀引发的。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1926年12月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于江西南昌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初，AB团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1927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暴动”，组织群众围攻AB团分子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抓，AB团作为一个组织亦不复存在。
赣西南苏区肃AB团起始于1930年5月。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实在赣西南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根本没有什么AB团存在，在苏区肃AB团当然也就是全盘皆错。可当时赣西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已产生一种印象：AB团不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改组派争权夺利，而是已渗入根据地内部，渗入共产党的组织之中，在内部肃清AB团分子势在必行。
反AB团很快反出了“效果”。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至于其中有多少人被当作AB团领袖而杀掉，报告中没有提及，但在那个白色恐怖之后继之以赤色恐慌的年代，被杀者估计不少。
吉安等地大量的所谓AB团被破获，非但未使人们产生反AB团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的喜悦，反而使赣西南中共组织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将赣西南肃AB团的运动推向高潮。这个《紧急通告》介绍了AB团的产生经过和内部的组织情形，说它的组织严密，全国有总团部，以下是各省团部……加入AB团时要填志愿书，吃血酒，宣读誓词，颇有点江湖黑社会发展会众的味道。
《紧急通告》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时常与AB团通书信，引起许多同志发生怀疑，同时因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的肃反之所以犯扩大化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预设了一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人数庞大而深藏内部的假想敌，为了肃清这个假想敌不惜对怀疑对象严刑逼供，随后又依据口供抓人捕人，于是内部肃反越肃越多。事后才发现所谓潜伏之敌，竟是子虚乌有，而错杀之同志已无法死而复生。
由于使用逼供信，赣西南果然又肃出了一大批的所谓AB团分子。这年10月，赣西南特委在关于政权问题的报告中说：“此次破获AB团，赣西南政府副科长……杀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员占了四分之一……”据同月召开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的记录所载：“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赣西南特委同时也承认，这些被杀的AB团分子，“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这也是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可是，这个本“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并没有真正注意。10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青年团赣西南特委和工会组织在吉安城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李文林为行委书记，常委有李文林、曾山、陈正人、段良弼、丛允中等人。11月30日，江西省行委印发第九号《通告》，“指示各地一面积极地进行肃清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一面把动摇有反水可能的富农分子通通捉起作抵，以免将来有反水带白军骚扰的事情发生”。
出乎意料的是，在随后不久发生的富田事变中，肃AB团甚是积极的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也被当作AB团分子而遭整肃。
李文林指责毛泽东，前委与特委产生分歧
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在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被当作AB团疑犯扣押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等作为AB团分子加以抓捕而引发的。而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之所以被认定是AB团分子，又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包括此前的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西南特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有直接关联。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和按劳动力与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
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前委认为，江汉波“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其主要理由，一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二是他反对取消为攻打吉安而设的红军总司令部，反对成立红六军……”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
1930年5月，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此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上旬，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的富田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指责毛主张波浪式发展根据地是“保守割据观念”和“农民意识”，说他发展地方武装的政策是“武装不集中”，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这次会议还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指责刘有“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刘士奇中途退出会场，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认为他是有意对抗，竟撤销了他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实际上，二全会议一方面积极贯彻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另一方面又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名义下否定毛的主张，并打击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930年6月，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8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作者注）及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的矛盾。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赣西南十万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吉安。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党的组织已不信任。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攻占吉安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现状时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作出这种判断者，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人。10月19日，总前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在一封信中说：“关于土地问题，我此行所见及感觉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使革命工作发生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对李文林等人的不满，还与李坚持打大城市，又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有关。在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强调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李文林等人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并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把敌人引入根据地，人民要遭到很大的损失……
在富田事变前，由于在若干问题上总前委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总前委对李文林等赣西南党的负责人产生不信任，认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条“富农路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内部不纯，混入了AB团分子。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