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事权的要素来调整财税体制，远远超出财政自身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文│本刊记者 易 珏
在各方质疑亚洲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之时，世界各大投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态度来了个大反转，纷纷上调中国2013年经济增速预期。
德意志银行把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长预期从7.6%上调至7.7%。
瑞士信贷把中国今年的GDP增长预期从6月时估计的7.4%上调至7.6%，并预期房地产市场将回暖。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8月18日发布的2013宏观经济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经济学专家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增长速度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13全年GDP增速在7.5%-7.9%之间，CPI增长在2.6%-3.0%之间。
趋缓
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经济上行的动力可能还不是很强劲，但考虑到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经济企稳已是好消息。”
在经济参考报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此次发布的问卷调查中，受访的专家同样提到了企稳之后的担忧。调查结果显示，42%的专家认为产能过剩加剧；37%的专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30%的专家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报复性上涨可能引起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16%的专家认为出口衰退；63%的专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由于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持续减速。根据季度累计同比的增长率，中国工业生产增加值以及GDP增速纷纷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最低增速。在这样的经济减速的同时，我们还观察到经济增长的构成里面，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今年上半年达到了53.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反而下降了5.2个百分点，只有45.2%。在此情况下，经济减速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还在继续。”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龚敏在8月18日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秋季预测发布会上表示。
在龚敏看来，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导致中国的进出口上半年增长依然乏力，不仅进口和出口累计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而且从构成来看，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增长也非常平缓。由于实体经济的减速，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扣除物价水平之后，上半年城乡居民的累计收入的增长速度是近两年来最低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增长，分别比去年还有前年的上半年同期都出现大幅度的增速下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减缓，直接导致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缓慢。
尽管长期来看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并非最好的选择，但依然是是目前保持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现实选择。今年上半年在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增长却有明显提高。龚敏透露，如果再观察投资的主体，以及资金的来源，可以发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依赖国内信贷的投资增长非常明显。这方面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保持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平稳的增长。而这些资金来源最终将构成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瑞士信贷同样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依然缺失，这一情况可能在未来继续存在，除非中国大幅进行结构性改革。此外，“由于公共财政收入的下滑，所导致的财政支出增速下滑，特别是财政支出里面用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增速下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下一阶段非常关注的重点。”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告诉记者。
效率
实际情况是，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税收改革的深入，各地税收收入的增长面临诸多困境，进而频繁出现征收“过头税”现象。
更为隐秘的是，“各级公共财政的构成里面，各级政府通过非税收入的渠道获取财政收入的倾向，似乎也有越来越明显的态势。从过去分税制改革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非税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态势。”李文溥说。1994年非税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5.4%，到2012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4.2%。根据CEIC的资料，从非税收入构成看，2007-2012年期间，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占比总和超过60%。其中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公正性以及较大的裁量空间家中了企业和居民的实际税负负担。
如果我们能够将公共财政收入里面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从现在超过10%的水平降到10%，把每年减少的这些财政收入，补贴给企业或家庭，那么这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模型模拟，可以发现政策效率将明显提升。
如果把减少的税收收入补贴给企业，GDP增长速度并不会下降太多，对经济结构影响方面，居民消费会有微小的改善，但是由于补贴给企业，企业有更强的意愿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一部分非税收入减少了，但是税收收入反而有一定的提高。从全部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会有微小的下降。
如果把减少的非税收入全部用到居民收入的提高上，GDP的增长速度会有较为明显地提高，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公共财政占GDP的比重会有所下降。
途径
“非税收入确实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应该改进”，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告诉记者，“改进的一个途径就是给它规范的税收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对此表示认同，“从长远角度来讲，完善地方税制的体系。无论是房地产税，财产税，环境税，资源税，有更丰富的税种去满足地方政府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支出的需要。”
而如何规范税收权力与来源，则牵涉到财政体制的三个要素。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现在的改革采取什么方式是主要问题，下移财权还是上移事权？“针对我们国家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更多的应当是上移事权，而不是简单下移财权。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的收入都在60%以上，英国达80%，而中国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48%”
刘尚希表示，1994年的分税制主要是涉及到财权的问题，基本事权没动。这次涉及到事权划分方式的调整。这种事权的划分方式跟西方不一样，执行权与事权的上移下移，不是简单的哪些交给中央，哪些完全交给地方，而是要按照事权的要素来进行调整。这远远超出财政自身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