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斗牛袍 
斗牛袍细节 
斗牛袍细节 
斗牛袍细节李娉 吕健
泱泱华夏，精髓贵在“服章之美”。山东博物馆于2013年5月展出的“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中的“锦织明韵”部分，就展出了中国历史最久的第一贵族世家——孔府传世的明代衣冠。尊贵华美的服饰无不体现出了汉家威仪的奇绝魅力，其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红色湖绸斗牛袍尤为光彩夺目。
该件斗牛袍身长120厘米，腰宽59厘米，袖通长213厘米，袖宽63厘米。制作形制为圆领，右衽，大襟，宽袖，左右有摆，腋下有一对红色系带。斗牛袍采用上等的湖绸制成。湖绸是浙江湖州所产的丝绸，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春秋时期，湖州就产“越罗”，越罗已具备精湛织造技艺。三国时湖州生产的吴绫，与蜀锦齐名，称之为“吴绫蜀锦”。唐时湖州丝绸就名誉京都，与绫、绢、纱、绵及土产花绸一起纳贡，到了明代，湖绸更是上等贡品。
斗牛袍以“祥禽瑞兽”作为吉祥装饰纹样，精美异常。袍的前胸后背处用金丝线和彩丝线刺绣出两条首尾相向的龙身牛蹄状神兽(又称斗牛)，是整件衣服中绣面最大的纹饰；袍的下部中段(膝襕处)的正面、背面各绣两条相对舞动的斗牛，最下摆处是精致的绣花图案；袍袖正面各饰一只飞翔的彩凤，彩凤翅膀用二至三晕色衣线刺绣而成，袖子背面则各刺绣出了形态类似于升龙的斗牛。无论是大小斗牛还是彩凤的周围，都饰以祥云衬托。整件吉服袍的绣工精致绝伦，流光溢彩，将明朝纹饰锦绣壮观、雍容华贵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是单纯工艺手段的简单应用，而是或多或少的蕴寓着文化内涵，它们往往是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等社会意识的综合反映。人们通常把一些文丽的珍禽比作“美好”用于女服装饰，把一些雄健的猛兽形象比作“威武”用作男服纹样，这种风格为以后各代所继承和发展。斗牛袍以斗牛纹饰为名，斗牛并非牛形，而是一种想象的神兽形象。斗牛原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后亦成为象龙的瑞兽。在有的传说中，斗牛也称作一种虬螭，如《宸垣识略》中有记载：“西内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类，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路旁及金鳌玉栋坊之上。……且视之，湖冰破裂一道已纵去。”在这其中斗牛被说成是一种除祸灭灾的吉祥雨镇物。明代斗牛通常为蟒形、四爪(到明后期僭越为五爪)、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周祈《名义考》中记载斗牛“如龙而觩角”，觩角即角作曲状，又如弓鞬式样，异于龙、蟒的角。而在该件红色湖绸吉服袍中的斗牛则有所不同，其角略直，不作弯曲状，与明代后期龙纹的角相差无几，且斗牛为牛蹄，非四爪。历来斗牛纹饰不仅见于服饰，在古代建筑装饰中也常有应用。如故宫太和殿脊兽中就有斗牛一兽，头不作蟒形，遍体作鳞片，尾与麒麟尾相似。斗牛的形态初看类似于麒麟，但与麒麟有很大差别。麒麟以鹿类特征为主，融合了鹿角、牛身、马掌等特征，而红绸吉服袍中的斗牛则为觩角、龙头、龙身、鱼尾、牛蹄的集合体。斗牛作为似龙非龙，龙牛合身的瑞兽，意味着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及融合思想，也代表了吉祥如意、福寿富贵等世俗化的吉祥观念。斗牛袍两袖所绣的彩凤和斗牛一样，也是一种现实和想象相结合的综合体。如同明代时期常用的凤纹一样，袍上的彩风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头似腾云，翅和腿似仙鹤，整个造型酷似孔雀，五彩斑斓，仪态万方。凤凰作为吉祥装饰纹样，也被人们看作仁义道德和天下安宁的象征，是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自古以来，龙是男性的象征，凤是女性的象征，神奇威武的龙纹和艳丽美妙的凤纹常常组合成“龙凤呈祥”的吉祥图案。而这件吉服袍中，变形幻化的龙形斗牛和彩凤亦成为另一种呈祥组合。另外，斗牛和彩凤各自的这种综合嫁接结构，体现出了善变化、利万物、利富贵、子孙繁衍不息的神异图腾体。祥禽瑞兽是祈吉心理，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意识中一直追求吉祥美满的生活方式，这些祥瑞图案不仅寄托了统治者的愿望，也寄托了贵族对尊贵、美好生活的追求，更蕴藉着古老的、传统的民族心理意识、哲学思想和等级中的审美观念，体现着伟大民族永恒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气魄。
这件斗牛袍属于明代吉服。吉服的历史悠久，在古代是专在祭祀时所穿的服装，祭祀为吉礼，故称吉服。《周礼·春官·司服》就有记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汉以后就有官员穿吉服上朝，《后汉书·安帝纪》云：“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而在明代，吉服虽未进入制度，却在各类典章政书、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明沈德符的《野获编·科场二·御史方伯相殴》中就有记载吉服：“王奋拳击之，顾不能胜，堕冠弛带，以吉服而盘旋于地。”明代的吉服泛指礼服，通常是用于时令节日、寿诞、婚礼等各种吉庆场合时穿用。中国的礼法，很重视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可见服饰文化不仅与物质生活，也与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的吉服式样繁多，有圆领、直身、曳撒、贴里等，纹饰形式有云肩、通袖、膝襕等纹样。吉服的颜色多用喜庆色彩，纹饰也更为华丽精美，有蟒、飞鱼、斗牛、麒麟等祥禽瑞兽图案。
在《明史·舆服志三》中记载：“寻赐羣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此记载源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明武宗还京，下旨令文武官员穿曳撒、大帽、鸾带迎候，并赏给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匹，所赐纹饰等级也不按惯例操作，如给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由此可知其中的斗牛纹饰是明代赐服纹样之一，赐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太监)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蟒、飞鱼、斗牛、麒麟等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这件斗牛袍则是明代皇帝赐予衍圣公府的吉服，极其尊贵。
明代服饰文化封建等级色彩浓重，赐服穿戴有严格的身份限制。明时的蟒、飞鱼、斗牛等纹饰属于禁纹，统治阶层专有，臣子中只有皇族或皇帝赐予才可以使用。明代正统、天顺、弘治等年间，朝廷曾多次明确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等纹样，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但在明朝中后期服饰渐有“僭越”之风，这在文献记载中多有体现。《旧京遗事》记载：“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但单身无婢从，卜其为市佣贱品。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富给不可得也。”《万历野获编》也提到勋臣受赐的特恩之服亦被民间僭用：“(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会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远宴会，恬不为怪也……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到明末，僭越之风到了顶峰，除了皇帝的龙袍无人敢明目张胆地僭服外，其他一切服制都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界限，民间着装各随喜好，犯禁愈制形成一股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汹涌潮流。这些僭越服饰的出现，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翼，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各取所需恰当地抒发他们的寄托和感情。
除了斗牛袍，同时展出的明代衍圣公府的吉服还有香色罗彩绣蟒袍、蓝色湖绉麒麟补女短衣、葱绿地妆花纱蟒裙等。步履流连之间“穿越”数百年，对话几百年间真实的丽服衣冠。细细静观，襟袖冠带之间无不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厚重内涵，等着我们去挖掘、品味和解读……
撰文：李娉 吕健
摄影：周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