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京总统侵入克里米亚时，他已经玩得过火了。这次师出无名的进攻是一次倒退，退回了苏联那样狂妄却又自卑的结盟。回想曾经，克里姆林宫曾在1979年12月做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事后证明，这标志着苏联瓦解的开始。
普京已经摧毁了后冷战时期的秩序，只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政治志趣。但俄罗斯将会为他目光短浅的闪击战而付出代价。
根据俄国的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其军事入侵克里米亚时直线飙升。当战争爆发时，这很正常。但正如列瓦达分析中心(Levada Center)所指出的，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战争时，这类飙升的民调只持续了三个月。最终，战争的支持者已经寥寥无几。
乌克兰的民主崩溃和对贪污的批评，是对普京专制下腐败政权的挑战。可以推断，普京的回应借用了沙俄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在1904年那段被广为引用的演说：“这个国家需要的只是一场短暂的胜仗，这能阻却革命的浪潮。”但普勒韦的言辞引发了日俄战争，这成为1905年革命的导火索。普京不可能做得更成功。
战争损害的首先是现实。在力图证明吞并克里米亚的合法化时，普京和他好战的宣传者们已经迷失在苏联式的谎言之海中。他们已经抛弃了一切信用。美国国务院甚至发表声明，指出普京的10段错误言论。
其次受害的是外交关系。在对克里米亚的入侵中，普京违反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俄罗斯保证尊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边界不可侵犯。这显现出与俄国现有政体签署的任何协议都是没有意义的。
西方世界作出回应，方式包括将俄罗斯踢出G8集团、阻挠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停止所有的贸易谈判和军事合作。这还只是开始。在一个月内，普京已经成功使得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总统达成的外交成果付诸东流，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像伊朗、白俄罗斯或委内瑞拉那样的国际弃民。
普京的俄罗斯没有任何盟友。多数国家尊重既有边界和国家主权，以保卫它们自己的安全。对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而言，鲜有事情能比俄罗斯民族分裂主义更恐怖。中国也忌惮其广阔疆域上的分裂运动。
俄罗斯真就孤零零地伫立着。如果普京与占领了的领土达成联盟——克里米亚、自称是共和国的的涅斯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他也许还会恐吓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撤出欧盟，而这联盟少了乌克兰，已算是胎死腹中了。
普京不仅没能与其潜在盟友结盟，反而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跨大西洋的联盟。北约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牵制俄罗斯。欧洲将在二十年的裁军后重新武装起来，而北约将专注于保护与俄罗斯接壤的东欧国家。普京还给了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的缔结以强大的推进力量。
普京似乎正在忽视俄罗斯大量显而易见的缺陷。当德国纳粹早1938年发动侵略战争时，它占到了欧洲GDP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当前的GDP仅是欧盟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西方经济正在复苏，而俄罗斯则停滞不前。
此外，俄罗斯是高度依赖国际金融市场的，但俄罗斯功能紊乱的法律体系使其不可能在其国内产生一个合理的金融体系。俄罗斯的金融中心是伦敦金融城，这就使得俄罗斯容易遭受金融制裁。普京对克里米亚的突然袭击使得俄罗斯RTS指数在3月3日暴跌12%。摩根大通和芬兰银行估计，这占到了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的1%。俄罗斯企业现在不能启动IPO，因为股价实在太低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3月2日宣布的制裁行动，迫使季姆琴科出售其持有的石油贸易公司贡沃尔集团的股票，而尤里科娃的俄罗斯银行则被排斥于国际支付体系之外。制裁还可能波及俄罗斯的国有银行。像伊朗一样，俄罗斯还可能被国际金融体系拒之门外。同时，俄罗斯人和外国投资者可能继续从俄罗斯撤资。普京最好在严厉的金融制裁来临前结束他的国家吞并行动，并将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
俄罗斯也可能因其依赖资源的经济而变得脆弱。去年，石油和天然气占到了俄罗斯出口额的四分之三。在中期内，得益于美国的页岩气生产，欧洲和乌克兰便能在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状况下应付过去。如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削减其出口，俄罗斯将损失其15%的出口收入。尽管奥巴马还没这样做，不过他最近的行政命令允许他禁止美国公司向俄罗斯出口先进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技术，以防止他们有效地利用远东储备。
还有一个事实被忽视了，那就是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出口中，有40%是机械设备和武器。扎波罗热的西奇汽车生产俄罗斯所有的直升机引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生产运载火箭和导弹，还有基辅的安多诺夫飞机制造厂。没有了这些进口，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将陷入困境。而且，作为制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正加紧对俄罗斯的武器禁运。
也许，俄罗斯最大的软肋是其法律体系。西方社会可能会将克里姆林宫、普京亲信和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涉嫌腐败与洗钱的执法问题来对待。让克里姆林宫及亲信们的富庶接受国际曝光，这对俄罗斯人而言确会产生启蒙性的影响。
战争与制裁通常会强化国家的控制和镇压，使经济改革濒于破灭。下调的预期表明，国家吞并已经耗费了俄罗斯2014年GDP的1%至2%。预计将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制裁，这将会使俄罗斯经济在今年陷入衰退。
作者：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 Anders slund。
译者：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 陈达伦。
